应该铭记！四十年前，他以《晋文化颂》，总结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2025-11-26
文章来源：文博山西
▲仰韶文化单鋬彩陶壶 新石器时代
山西博物院 藏
图源：山西省文物局
华山玫瑰燕山龙，
大青山下斝与瓮。
汾河湾旁磬和鼓，
夏商周及晋文公。
这，
是苏秉琦先生所作的《晋文化颂》。
晋文化考古，
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作为中原地区古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作为北方古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作为北方、中原两大古文化
区间的枢纽部分。
陶寺“是独一无二的，
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会合点上
相互捶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
《晋文化颂》是如何创作的？
晋文化的本真面目又如何？
本期推出的是，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田建文先生文章：
《晋文化颂》——
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概括
1985年11月1-7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侯马召开“晋文化研究座谈会”，提议和主持者是苏秉琦先生。按照苏先生定下的老规矩是“开小会”，会议代表不超过20人；先看考古工地发掘现场和库房，之后挨个发言，一个也不能跑。会场在当时红卫厂（现平阳机械厂）宾馆，住宿、饮食当然不能跟现在比。苏先生住在侯马工作站带套间的平房内，但没有卫生间，外间可接待来访的领导和学生们，里间简简单单就一张床、一个书桌、一把椅子，好在工作站离宾馆也不远。
11月7日苏先生在座谈会上做了主旨发言《晋文化问题》，会后，12日考察襄汾陶寺遗址，14、15日在侯马工作站作关于陶寺特点、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晋南考古课题的长篇报告，16日苏先生在梁子明先生陪护下，坐火车回到北京，结束了长达半个多月的晋南之旅。
▲苏秉琦先生
1、有备而来，晋文化颂
这里的“备”，就是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苏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逐渐意识到：“仰韶文化从它的发现开始就是同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
他指出：“仰韶文化诸特征因素中传布最广的是属于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类型遗存的分布中心是在华山附近。这正和传说华族发生及其最初形成阶段的活动和分布情形相像。所以，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是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长的，在一切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族及其文化也无疑是土生土长的。”
▲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的花瓣纹彩陶盆
图源：河南博物院官网
1975年8月，苏先生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给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作学术报告时，第一次正式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即后来发表于1981年《文物》第5期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重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等六大区系。
这六大区系从形成之日起，一直指引着中国考古学的前进方向，也是苏先生进一步提出“满天星斗说”的先行条件。即五千年前“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1982年8月，在苏先生提议下首先在河北蔚县三关发掘工地召开考古专题现场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
1983年7月，苏先生考察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并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他作题为《燕山南北地区考古》的发言，刊登在1983年《文物》第12期上。
1984年8月，苏先生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作题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新进展》的报告，刊登在198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第4期。
11月14-18日，苏先生参加浙江嘉兴召开的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17日作了《太湖流域考古问题》的讲话。
▲1985年10月13日，苏先生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
作《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学术报告
1985年10月13日，苏先生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作题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讲话，刊登在《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文物》1986年第8期又一次刊发。
关于古文化古城古国，他说1975年在河北承德召开“北方七省文物工作会议”时谈古城古国是从文物保护角度讲的，1980年代初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是总结过去，是从学科建设目标出发的。现在再往前走一步把古文化古城古国联系起来，解决当前考古工作如何抓住重点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提法是把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心环节。”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田野考古工作给了我们启发，集中到一点：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的中华国家，原有她自己的特色，自成一系”。
11月7日，他在侯马会上作了《晋文化问题》的发言。会前的8月份他就画了一张示意图，又写下了《晋文化颂》四句自称的“歪诗”；会议期间，他请与会的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张政烺先生书写成两份条幅，一幅留作会议纪念，一幅挂在北京他的办公室，这便是考古学界耳熟能详的“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的由来。
会上，他就以第一句、二句和三、四两句为题，讲出了：“晋文化考古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三项内容：第一，作为中原地区古文化的一部分；第二，作为北方古文化的一部分；第三，作为北方、中原两大古文化区间的枢纽部分”。
▲苏秉琦《晋文化颂》手稿
苏秉琦《考古寻根记》之《中华文明的新曙光》
其下为“Y”字形文化带示意图
界定范围，“山西中部以太谷白燕遗址为主的工作，证明它上起六七千年间，下至三千年左右，文化连续性清楚，大约五千年左右以前属于北方古文化边缘。山西南部，如运城以南的西南一角，以及垣曲——平陆濒临黄河一带属中原地区古文化边缘地带”。
时间界限，“上不起自周初分封，下不以三家分晋为限。大致上起四五千年间，下至秦统一前。在此之前是它的‘前史’，从陶寺起，方进入‘晋文化’正文”。
评价陶寺，“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的场所，做为礼仪性质的设施。其它如朱绘龙纹盘、成套的朱黑漆木器、刀俎等都如此。它们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它们是中原夏、商、周古典文化出现前的一个历史时期。……称之为‘晋文化’的理由是：它出自山西，范围不大，恰在后来晋国都城附近腹地范围内，而后者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还保留着它的部分特征因素遗绪”。
▲苏秉琦“晋文化颂”（张政烺书）
苏先生对“晋文化考古”“做为一个考古学专题”充满期待，“晋国的腹心地区是山西南部一小块。上溯到距今四五千年间的陶寺，把跨越二三千年间的‘晋文化’做为一个考古学专题，我认为对学科的发展是有益的”。并信心百倍，“把‘晋文化’当做考古学专题是创举，是大事，应该慎重从事。考虑的越成熟，概念越明确，越有生命力”。
最后说起二十多天前辽宁兴城会议提出的“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内容中心思想是，把过去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基本概念提高一步。这就直接触及文明起源问题了”。所以，“我们这次会提出‘晋文化’问题，可以认为是兴城座谈会的延伸”。
所以，苏先生写《晋文化颂》，是直接触及文明起源问题的，即“把‘晋文化’当做考古学专题是创举，是大事”，也是有备而来的。
▲苏秉琦与“晋文化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办公室）
1994年8月29日，在太原召开的“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上，苏先生作了《对晋文化的再认识》的讲话，仍然充满自信，他说首次在“晋文化研究会”作了四句《晋文化颂》，“那次会上提出的这些论点是涵盖了80年代初为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成果的总结”。并提出了新的任务：“1985年的侯马之会到现在近十年过去了，对于中国考古的一大课题、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已登上又一新台阶。晋文化课题也应有更新的视野。大众化、科学化，是永恒的方向。”
果不其然，1991年5月11日考古工作者发现翼城枣园遗址这一全新的文化遗存，距今7000-6400年，通过研究并提出的枣园文化，经过翼城北撖遗存，产生了盛极一时的仰韶时代西阴文化（庙底沟类型），就是在“华山玫瑰燕山龙”的指导下所做的考古实践。
▲圜底钵
翼城枣园遗址出土
图源：考古汇
2、陶寺，是两块石头碰出的火花
还是那次“晋文化研究座谈会”后的11月12日，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队长张彦煌、时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克林和高炜等先生的陪同下，苏先生再度到陶寺考察，主要看了墓地发掘现场和标本室，14、15日又在侯马工作站十多人的小范围内连续两次做报告。
▲1985年11月苏秉琦在侯马工作站谈陶寺
高炜先生整理的两次报告的全部内容，分为三部分：（一）关于陶寺遗址的文化特点；（二）关于发掘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编写；（三）关于晋南的考古课题。其中第一部分要点为：
从发掘之初，我们就认为陶寺遗址不同一般。如果说，与陶寺时间相当的遗址，可以找到若干个；但是，与陶寺既是同时，又具有同样规模和水平的遗址，亦不容易找到。例如东下冯，在时间上，有一段与陶寺是交叉的，但陶寺那些特殊的东西，东下冯并没有。不仅晋南如此，扩展开来说，从宝鸡到郑州，沿陇海路两侧，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之间，包括庙底沟二期和所谓“龙山文化”阶段，也还没有一处遗址的规格和水平能与陶寺相提并论。
尽管暂时还没有挖到城，还没有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建筑基础，我仍然认为，这里就是一处古城。道理很简单：一般的村落遗址不会有那样的墓群，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晋文化讨论会期间，我拟了一首《晋文化颂》，其中“汾河湾旁磬和鼓”一句，便是指陶寺而言。特磬同鼍鼓是配套的，演奏时可以和声。不能视同一般的乐器，这是陈于庙堂之上的高级乐器，庄严的礼器。普通的村庄，怎么能有这样的重器？是鼍鼓、特磬的出现，突出地表明了陶寺遗址的规格和水平。
▲左：鼍鼓 临汾市博物馆藏
右：鼍鼓复原图
我们说陶寺是一枝花，在相同的时期，中原旁的地方没有开出这样的花，北方长城沿线地区也没有开出这样的花。可是，在汾河湾旁的陶寺能开出这样的花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土壤，有它产生的内在、外在的条件。陶寺是中原的文化，但又不完全是中原的文化。陶寺的斝、鬲很发达，有朱绘、彩绘龙纹陶盘，有彩绘黑皮陶器，从中可以看出，它包含了北方的因素，根与北方有关系。
不妨说，陶寺是两块石头碰出的火花，即：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同燕山一带红山文化两大文化系统在汾河湾旁交汇与碰击出的火花，文明的火花，人类智慧的火花。
从石器时代文化到青铜文化，在大凌河、桑干河、汾河、黄河、渭河或包括伊河、洛河之间，确实存在一条东北-西南向的“S”形通道。这条通道通过山西，汾河沟通南北。不难看到，陶寺便是在这条通道上的。正是由于有本身的土壤，又有不同文化的交汇，才产生陶寺这样一枝独具特色的文明火花。红山文化晚期（大约距今5000年）已经有了玉雕龙，《赤峰红山后》报告中有一片彩陶片上便是龙纹，后来又有三星他拉的玉龙。红山文化的末尾已经出现朱绘黑皮陶。在陶寺没见到尖底腹斝与尖底瓶衔接的迹象，但在北方衔接起来了。这些发人深思的证据，告诉我们，对于陶寺的一些文化因素，若在本地（指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找不到根源，就应到北方去找。太谷白燕是北方到陶寺之间的中间站，值得注意。
▲蟠龙纹陶盘
陶寺遗址出土
2000年发现了陶寺古城，佩服苏先生“能掐会算”的同时，还应该知道以苏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们，严谨认真，具备观察、摩挲陶片的本领，习惯上叫作“摸陶片”，根据陶器及陶片，划分时代和类型，并进行谱系分析，来读“地书”，从而达到与历史对话的考古学目标。
3、陶寺，五帝时代的中国
1985年，从侯马回到北京后，苏先生根据《晋文化问题》发言稿，再度写下了《谈“晋文化”考古》，张忠培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说，苏先生晚年考古研究，已经进入逻辑推理、思考阶段，这篇文章写得真漂亮！
苏先生眼里的“晋文化考古”，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要长得多和宽得多，大致包括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或侧面：
第一，晋南地区属于“中原古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有它自己的特色；
第二，晋北地区属于“北方古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有它自己的特色；
第三，从整体来看，它是“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两大古文化区系的重要纽带，这一点，正是它之所以应作为一大课题的条件。
对于“纽带”一词，如果我们仅仅理解为桥梁，或联接点，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它的重要意义远不止此。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古文明的“火花”才是它之大不平凡的所在。
简而言之，“晋文化考古”既是中原古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北方古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原与北方两大古文化区系间的重要纽带，从而产生的中国古文明的“火花”。这是苏先生看重陶寺考古的真谛所在。
▲朱书文字扁壶
陶寺遗址出土
1987年5月20日在山东烟台第一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上，苏先生又对晋文化考古做了进一步阐述：“七千年前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沿太行山向北发展，与辽西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碰撞，又同河套文化结合，三个原始文化结合在一起，又折回到晋南，就是陶寺。在晋南与东南沿海、西部地区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陶寺结合，这就是五帝时代的中国，这是第一个中国，在晋南。”
这里苏先生明确指出，五帝时代的第一个中国在晋南，也就是在陶寺。
作为1988年高考语文阅读试题，苏先生1987年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在“中国——观念形态与政治实体的形成”一节中写道：
距今四五千年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人们使用大石磬与鳄鱼皮鼓随葬，反映社会发展到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他们使用的具有明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斝，到真正鬲出现前的完整序列，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源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形石推刀，反映他们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
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后人解释：“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而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包括江南的古文化均相聚于此，这倒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这样，我们讲晋南一带的“中国”一词就把“华”“龙”等都包揽到一处了。
▲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
苏先生饱含赤子之心，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中华民族形成，为考古学界树立了永久的典范，用他的话来讲是“大题小做”。1992年5月2日，他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八十年活动撰写题词时，写下了“我国的基本国情”，那就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们特有的爱国情怀（笔者按：大段引述原文，是为了不失苏先生原义）。
《晋文化颂》，后两句“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是苏先生所说的“从陶寺起，方进入‘晋文化’正文”；前两句即“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是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前期，是“晋文化”的“前史”，因为苏先生眼中的“晋文化”的年代“大致上起四五千年间，下至秦统一前”。这是苏先生的独到之处，是由时间、空间、考古学文化及人之“四维”组成考古学文化，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思辨能力的体现，而与我们长期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晋文化有着云泥之别。
现在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学者都采用刘绪先生的定义，“所谓晋文化是指两周时期晋系考古学文化。由于这一考古学文化以文献记载的国名命名，故确切地说，晋文化应是西周、春秋时期晋国和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的考古学文化”，二者无疑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研究的着眼点不同，因而涵盖的考古学文化也不同。
综上可见，《晋文化颂》是苏先生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总结，这也是他唯一发表的诗。所以我们要纪念《晋文化颂》的提出，纪念四十年前“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的召开，很有必要。1994年8月29日在《晋文化颂》才过去九年的时候，苏先生《对晋文化的再认识》给我们提出新的要求：“真正科学要求‘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前者要求走向世界，面对未来。后者要求做到分子水平，晋文化这个课题还是大有可为的。愿与同行朋友们共勉！”
话音未落，弹指一挥，四十年矣。
光阴荏苒，岁月不老，苏先生从来也没有走远！